文｜吴双江 

　　   

　　 　　胡彬彬：湖南省政协常委、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三伏天里，几条幽深绵长的古村巷道交错环绕，头上穿堂之风习习掠过，脚下环村水渠沿道而走，三五老者坐在道旁的石墩上纳凉，看着胡彬彬和边上的年轻人忙活。胡彬彬一边做着记录，一边观察着这群学生，不时露出赞许的神情。这样的神情，这群青年学生很少当面看见，胡彬彬对待自己学生的严苛在中南大学早已出名。 

　　胡彬彬是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创建者，把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推向了国家文化保护战略，把中国村落文化的研究引入国家人文学科研究的领域。他说：“中国的传统村落和村落文化正在加速消亡，我们已经等不起了。”他不得不拼命工作，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和保护传统村落文化，培养村落文化研究人才。 

　　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也传递给了他的每一个学生。如今，他和他的团队，又奔走在助推传统村落保护立法的路上…… 

　　  

　　  

　　“我的根，在乡土”

　　  

　　小平头、黑皮肤，大方脸，看到珍贵的古村落遗存，双眼放光；鞭策学生学习功课时，怒目而视，声如洪钟。 

　　乍一看胡彬彬的照片，像极了湖湘艺术大家黄永玉。两人不仅长得像，胡彬彬的行事作风也颇有黄永玉的“猴性”特质——机警过人、见微知著的洞察力，能屈能伸、进退自如的灵活性，洒脱机趣、诙谐乐观的幽默感。当然，还有不安于一时一地，钟情乡野的逍遥“猴气”。 

　　然而，胡彬彬对乡土的向往，并非追逐逍遥自在，而是源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喜爱与守护。人们都叫他“村长”教授，因为他痴迷古村落文化，全国约七千古村落，他考察过四千多。 

　　胡彬彬，1959年生于一个教师家庭。198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邵阳市政府财贸办做文秘工作，现为湖南省政协常委，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是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胡彬彬的研究跟别的学者不一样，他往往不从文献资料入手，而是从实物资料和文化现场实地考察着手，他把这叫作先田野后考究，由物而史，以物证史，以物正史，以物补史。 

　　他曾系统地自学了有关历史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工艺美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 

　　一个普通机关的干部，2001年被南京博物院聘为研究员，2002年被国家破格评定为研究员；2003年应邀赴法国参加中法文化年活动；2004年，省外一些著名学府要调他去做教授，最终，湖南留住了他。 

　　他说，父母给了他肉身，湖南的稻粮养育了他的生命，湖湘文化滋养着他的灵魂。他离不开故土。 

　　30多年来，胡彬彬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搜集古村落文化遗存等实物文献以及图像资料，写下了300多万字的田野考察札记，拍下了3000多个胶卷和近20万张数码照片，手绘了近千张古村落建筑式样图，撰写研究专著10部，在海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各类研究论文50多万字。 

　　为研究所需收藏实物资料，几乎耗尽了他家中全部的积蓄，他去法国所穿的西服还是朋友送的。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家人，也有点“刻薄”自己。 

　　但他买起研究资料来，却一掷千金。胡彬彬的收藏，可真让人大开眼界：魏晋时期的礼佛图、日本的汉文经书、梵语的佛经……随便一样都是宝贝。随手翻阅一本虫蛀过的古籍,胡彬彬说：“这是20年前花50块钱一页买来的。” 

　　不理解他的友人都笑他痴傻，可他的父亲懂他，说他才不痴不傻——儿子是在做一件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没有节假，没有别的爱好，胡彬彬所有的爱好都在乡下、在村庄，他利用所有的时间和机会去接近乡村、接近村落文化。当时家里人说他是掉了魂了。父亲为他辩驳道：“他本来就是乡野之人，他才没有掉魂呢。他的魂还在乡村。” 

　　“我当时老不归，我的母亲就说子不归。”父亲又说：“他才是真正的归。放他归去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胡彬彬说，这条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也是孤独寂寞的。所幸他有一位知他懂他的父亲。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如果说，30年前胡彬彬于工作之隙，欣赏触摸到散落于乡野却奇迹般幸存着的湖湘传统村落文化，发掘到它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这是一种文化自觉；那么之后30余年痴迷徜徉其中，把保护与研究村落文化作为毕生追求奋斗的事业，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胡彬彬的这30年走得并不平坦。 

　　不必说他平均每年走破的近十双胶鞋、老茧厚得不用穿鞋的脚板，也不必说他从事田野考察可绕地球三圈的行走路程，更不必说他曾摔断过7次的双腿和严重的胃绞痛，只说曾一度不受社会和学界关注的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研究状态，是他倍感前路艰难的最大根源。 

　　事实上，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研究也是在最近十年才开始从分散、分学科保护走上合力保护，当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传统村落在全面普查基础上建立起国家名录制度；每年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在逐渐加大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传统民间美学的回归和自觉，将为传统村落保护注入强大的动力，直至形成与城市文明互补互美的田园美学风景。 

　　11年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浙江西塘召开古村落保护国际论坛，发表了《西塘宣言》。 

　　参加那次会议的有来自文物保护、建筑规划、民俗学、遗产学、旅游学等多学科的专家，也有各级政府的有关负责人。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文物保护界的泰斗罗哲文、建筑规划界的名家阮仪三——这三位领军人物合力助推，促进了传统村落保护力量、理念、方法的整合。 

　　正是这次会议标志着学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传统村落的保护既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也是必须整合各方力量共同作为方有效果的问题。传统村落保护的复杂性、综合性、艰巨性与它的迅速消失一起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正是在《西塘宣言》发布的这一天——2006年4月28日深夜，胡彬彬久久无法入睡，案头放着刚写完的一封近四千字的信。 

　　当天，结束了湖南省政协组织的梅山文化考察团的活动，回到家里，胡彬彬心情一直无法平息，随即提笔向时任省政协副主席文选德和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信中，“出于对文化很动情的一种热切”，他以湖湘文化为例，阐述了自己对有形文化研究与传承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历史就是这样神奇与充满巧合，一批牵挂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识之士，在同一个时间点发出了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宣言”。 

　　2009年，他创建并主持了国内首个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从此“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 

　　2012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村落列入国家名录予以保护，直到2016年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确定，中国传统村落已达到4157个。 

　　2014年，胡彬彬率领团队在中南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以培养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与保护专门人才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具有学术研究和文化保护双重职责的研究机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正式步入国家人文学科领域。 

　　“能看到这项研究步入国家人文学科的殿堂，我死也瞑目了。干了大半辈子，终于赶上好时候。”胡彬彬欣慰地说道。 

　　  

　　  

　　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立法

　　  

　　2012年年底，胡彬彬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以“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保护”为主题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他向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当面汇报了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立法建议。 

　　“要换一根梁，等到塌了房”——改变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土地管理法》与农村民居权属政策、传统村落保护不相适应的现状，是胡彬彬近年来为中国传统村落的建筑保护立法鼓与呼的初衷。 

　　胡彬彬曾亲耳听说了一个心酸的故事 ：湘中某古建筑，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年久失修，房子住不了人，原来的主人想搬出去重新修房子，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地法》规定，在中国农村实行一户一宅，老房子不拆，新房子不能建。 

　　“老房子已经变成文物了怎么可以拆？所以出现了法和法之间打架，吃亏的是农民，是原来房子的主人。”胡彬彬说国家的《文物保护法》已经完全凌驾于《物权法》之上，因为财产只要一挂牌成为文物后，房子就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一方面承认是你的私人财产，一方面是省、市的文物，所以没法拆，也建不了。 

　　虽然农民有权修缮，但是按照《文物保护法》要报批。“经过乡镇府、县里有关文物部门、到市、到省，一级一级报批，一圈下来光是流程就走了大半年，到最后说没有钱，资金落不到地，房子还是没法修缮。”胡彬彬说，而如果农民自己去修，轻则违法，重则犯法，所以不能修，房子就一直搁着,眼看着它逐渐毁掉。 

　　“这是典型的专门法的缺失。”胡彬彬说道。 

　　另外，胡彬彬表示，中国传统村落自然分布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传统村落是当年由当地的人、用当地的材料和当地富有地域或民族特色的工艺筑造而成的，是原住民的生存智慧和文化艺术审美智慧的结晶。现在对于已经挂牌保护的传统村落建筑的修缮，有着极为严格的按保护等级的 “资质等级准入”制度。 

　　“这样可能产生的结果就是，南方的某个国保村落，由北方的某个单位来实施维修。钱花了不少，修出来的建筑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风貌了。原因是北方的专家，不懂南方的材料和工艺。”因此，胡彬彬认为，对中国传统村落的修缮，必须打破现行的“资质等级准入”制度，当地的传统村落，要让当地的人用当地的材料、当地的工艺、原住民的智慧来维修，让乡土建筑的修缮回归居住于乡土的人。这样就能真正保住历史地域建筑风貌，修旧如旧。 

　　“要‘活态’保护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不让其沦为死‘标本’；要整体保护，而不是残缺保护。”胡彬彬说，目前，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从我国现行法律所界定的保护对象与内容来看，我国重视了有形的建筑保护，却忽略了无形的文化保护。 

　　实际上，传统村落的建筑文化，只是传统村落文化当中，以“固态”形式呈现出的文化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传统村落文化的价值，不仅仅只是体现在传统村落的固态建筑上，更体现于原住民活态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与价值取向观念等在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等方方面面。 

　　“对中国传统村落中的活态文化的保护，更应引起立法保护的重视而不是忽略不计。”胡彬彬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