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铺”的现实与改革　

　　多重因素掣肘，湖南供给侧改革需突围

　　“这是一场输不起的硬仗。”《关于推进我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研报告》中这样表述当下的改革。

　　“输不起”说明湖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硬仗”凸显着改革之艰和推进改革的决心。

　　立足省情，才能探寻湖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方式。调研显示，多重因素的瓶颈正制约着这一改革的深入推进。

　　为什么改　

　　“包子铺”故事背后的改革逻辑

　　省政协委员、湖南女子学院副院长陈赤平与湘声报记者分享过知名学者孙立平的一则长微博，形象地用卖包子来比喻供需关系，以及供给侧背后的改革逻辑。

　　很多包子铺将包子做出来了，但是卖不出去，这就是通常说的内需不足或产能过剩。

　　从需求侧做文章，号召人们买包子，并促进包子外销。但从效果看，人们买包子还是不踊跃，而且外销也基本饱和了。于是，目光转到了供给侧，发现包子做的有问题，好吃的包子很有限，无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堆。

　　这样，新的思路就有了。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无法下咽的包子。但大量的好吃的包子做出来了，结果销量还是没增加多少，很多人还是不买这包子。

　　为什么呢？因为买不起，包子10元一个，一笼就得100元。而馒头5角一个，两个一元钱就搞定了。于是，顾客找到老板：你的包子卖得这么贵，怎么行啊，降降价，销路不就上去了吗？

　　老板却一肚子苦水：我也知道这包子贵啊，我也知道10元一个包子人们买不起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一个包子里，税就占了5元，原料面肉菜虽然不贵，可运费贵啊，每个包子物流的成本就合1元，房租1元，再加上人工以及其他费用，一个包子才赚多少钱？两角钱！让我怎么降这个价啊。

　　陈赤平说，这样的案例就是供给侧改革逻辑的一个缩影，将卖包子替换成市场经济中的各行各业，莫不如是。

　　

　　难题有哪些　

　　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发展环境不优

　　省发改委曾对湖南256家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员工工资普遍上涨10%-20%，“五险一金”所占企业工资比重达30%-40%。77%的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仅不到10%的企业能够进入银行信贷系统获得贷款。

　　这一问题也在省政协调研组的调研中得到印证：目前，全省用工达到200元/日左右的水平，“五险一金”由企业负担部分已占人工成本支出的35%-45%，高出珠三角地区和广东省5到15个百分点不等。

　　同时，融资续贷成本高。调研显示，中小微企业贷款获得率不到10%，86%的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上浮了10%-30%。邵阳、怀化、湘西州等地银行存贷比不到50%，大量资金外流。

　　“交通区位优势尚未转变成低物流成本优势，企业的物流成本也居高不下。”省政协委员北冰说，在衡阳，一些园区化工产品运到洞庭湖地区，通过汽车运输，成本约180元/吨，通过水运则只需80元/吨，但是走不了水运。这与江苏等沿海城市的海运低成本相比，差距更大。

　　因为物流成本高，湖南一些优势特色农产品只能烂在山里。怀化海联食品董事长赵建喜告诉湘声报记者，怀化的杨梅、黄桃，去山上拉一车的物流成本甚至比去周边城市进货还高。

　　调研组发现，多方反映企业税负过重。目前，全省收费目录清单中，仍保留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有61项。以湘南某市为例，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一级目录54项，经营服务性收费一级目录37项，当地企业税费不轻。

　　省政协委员、省财政厅副厅长郭秀宏在怀化调研时为企业发展感到深深担忧。怀化的零售实体店受电商冲击而倍受煎熬，零售业房屋租赁税在2015年从原来的不到10%提高到19%；农产品加工企业因堆放生鲜农产品需占用较大空间，且利润不高，但土地使用税从2015年起翻番征收，按使用面积由原来的3元/平方米提升到6-12元/平方米不等，企业已无利可图。

　　在湘潭、株洲等工业聚集地，不少企业呼吁降低电费。尤其一些传统产业是用电大户，正处于转型期，一方面要化解产能，另一方面需要维持经营，面临的两难困境日益突出。与外省相比，按大工业用电1万伏类别计算，湖南是0.72元/度，而广西是0.66元/度，山东则是0.65元/度。

　　株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文彬在调研座谈会上感慨，现在做企业真难！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高企，还面临发展环境不优的境况。

　　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梁志峰列出一组数据：非公经济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67%的综合加权贡献率，却只享受全省3%的财政资源、不到20%的金融资源的支持，目前，民企投资“无门”，“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现象仍然突出。

　

　　现状如何　

　　改革存在自上而下力度递减现象

　　省政协委员王义高用“一多一少”、“一高一低”、“一强一弱”来总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状。

　　管制性制度多，激励性制度少。王义高认为，“放管服”的重点在于放权和服务，管理也应是寓服务于管理中，然而， “放管服”不彻底、不到位的现象突出。

　　部门关联审批“你放我不放”，呈现出“一高一低”的问题。不同部门之间的简政放权不一致，一些部门的审批权下放了，但其它部门与该项审批相关联的审批权没有跟进下放，导致企业的经营投资自主权难以真正落实。同项改革“上改下不改”。一些改革存在自上而下力度层层递减、成效层层打折的现象，特别是直接与企业、群众打交道的县、乡两级政府简政放权力度明显不够，致使改革未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王义高做过对比，为了降成本，广东提出建立“无行政收费省”，不仅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取消，国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省级分成部分也全部取消。

　　“一强一弱”表现在资源要素约束增强，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偏弱。资源要素的供应已经难以满足粗放式生产的需要，地荒、电荒、用工荒、能耗和环境容量指标短缺正接踵而至，现有供给体系遭遇生产要素保障的天花板。

　　一些过剩产能占据了大量资源，而充满活力的小微企业、创新创业者却难以获得更多资本和技术支持。资源要素流向效率更高、附加值更高的产业的壁垒仍然较多。

　　王义高认为，只有解决这“一多一少”、“一高一低”、“一强一弱”的问题，才能真正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实现发展动能转换。

　　

　　外省市调研启示录

　　今年3月至6月，省政协“推进我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研组在完成省内调研的基础上，还赴上海、深圳、重庆、江西、福建等省市进行对比调研，学习借鉴外省市的成功经验与做法。

    

    吴金明

　　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经科委主任

　　上海在行政审批、企业税收、科创企业上市、人才落户等方面提出了22条明确措施，秉持着“放宽”和“取消”，其核心思想是“创新是放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最具突破性的举措是将科研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三权”直接下放到研发团队，这些规定极大地激发了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长株潭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的做法与经验值得学习与借鉴。

　　

    梁志峰　　

　　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汽车和电子制造两大产业成为重庆工业增长的“双引擎”，重庆已成为全国最大汽车生产基地，笔记本电脑产量已占全球四成。其经验是，重庆的产业引进是整个产业链的引进，而不是单一企业的引进；促进材料和零部件的本地化配套，改变了沿海加工“原料在外”的方式，使电脑70%的产值在重庆，并通过离岸金融结算的方式将销售结算留在重庆。

　　

    郭秀宏　　

　　省政协委员、省财政厅副厅长

　　深圳有三个90%在全国闻名，即90％以上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发明专利出自企业。深圳的经验告诉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灵魂是创新。另一方面，市场是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在深圳，很多企业家想得最多的是怎么对接市场、进行研发，而不是怎么和政府打交道。

　　

    钟志慧　

　　省政协常委、省经信委巡视员

　　厦门激励创新创业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一家公司推出的“A+X”计划，“A计划”聚焦公司内部员工的创新和创业，鼓励内部人员创业“人人争做CEO”。“X计划”为社会和学生提供众创服务，通过集结外部创业团队，持续挖掘创新创业项目。通过内外两个维度推进创新创业。

　　

　　供给侧如何进行“革命”

　　勿让“新瓶装旧酒”，必须“新鞋走新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湖南路径在哪里？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吴金明认为，要立足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动力”驱动发展，“这必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人们要从习惯了的传统思维、‘套路’与‘做派’中挣脱出来！”

　　

    吴金明说，湖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降成本”和“补短板”，而根本点在于推进“放管服”、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这就更需要放开手脚。

　　强化制度供给精准作为

　　“要有干货，要具体细化。”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梁志峰说，湖南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的方案和行动计划，达成目标与支持政策必须具体，再具体。

　　具体到什么程度呢？梁志峰举例，比如，实现“僵尸企业”市场出清、全省商品房库存规模减少数量、直接融资占比、全省企业减负指标等都应明确。

　　

    梁志峰建议，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要求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目标考核内容，将责任之心贯穿改革，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省政协委员、中南大学商学院经贸系主任冯正强提出了政府应“精准作为”。

　　

    冯正强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政府应彻底树立服务型政府的意识，让市场活力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破解成本高企 提高放权含金量

　　降成本必须动真格，简政放权要放到位。省政协常委、省工商局副局长李沐呼吁，以简政放权为关键，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用地成本、用工成本、税费成本、电力成本、物流成本等。

　　

    李沐说，为企业“松绑”要避免出现政策部门化和政策之间“打架”。一方面政策要鼓励投资，但另一方面企业投资建设环节税费负担重；一方面强调国民待遇，另一方面本地投资、外地投资政策不一，国企、民企政策不一；一方面政策鼓励创新，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李沐建议，全面清理现行相关法规、文件，特别是要清理市、县级政府以“红头文件”设定的各种名目的审批和管理事项，对于不符合“放管服”和“去降补”改革精神、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符合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的规章，要加快修订完善，提高放权的“含金量”。

　　“对创新怎么重视都不过分”

　　

    省政协常委、蓝思科技董事长周群飞在一次讨论会上谈及了创新对于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

　　周群飞说，小小一片玻璃，有一百多种工艺，能开发几十种不同类别的产品。当初蓝思从钟表玻璃转型，将玻璃面板应用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获得了市场先机，现在，又将重点放在产品研发和产能优化上。

　　“我一件衣服可以穿四五年都不买新的，但去年蓝思科技仅研发费用就投了11亿元。”周群飞说，公司瞄准了蓝宝石屏幕与3D曲面玻璃的全球市场，目前正在尝试达到量产标准。“如果一家企业研究的是未来十年二十年所需要的技术，那么公司将拥有持续的创新力量和市场竞争力。”

　　“对创新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吴金明说，湖南同全国的情况一样，供给基本上处于工业1.0——追求数量规模的时代，而需求则进入到“工业2.0+工业3.0+工业4.0”——追求“质量”、“品牌”和“智慧”的时代。这样，一个轮子在前，一个轮子在后，不仅车子走不快，也走不稳，甚至会有翻车的危险。所以，湖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提升供给质量与效率，而攻克质量和效率两大难点的关键是推进创新。

　　

    吴金明说，改革的关键一步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从根本上激发人才创新创业动力，切实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驾护航。

　　

    （本版稿件均由湘声报记者黄旻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