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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才义
1965 年9 月4 日， 一批新中国培养的外交官奉命参加了当时以“四清”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南下的专列载着外交部205 名年轻的外交官来到了湖南省浏阳县大瑶人民公社。大瑶人民公社又将这205 名外交官安排到全社28 个大队116 个生产队。前驻索马里大使张越当时任大瑶工作队总队长，雷阳、石宁任副总队长。这些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外交官在贫下中农家中生活了8个多月……
原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黄振( 左) 与本文作者( 右)
吃住都在农家
1965 年，中国农民刚从苦日子里中爬过来，农村到处一片萧条，大瑶镇一条石板街从街头到街尾不足100 米，“一家炒辣椒、呛了满街人”。买一盒“红桔”牌香烟（1 角3分钱一盒，老百姓戏称“南瓜牌”）招待客人已经算是好户。不仅逢年过节难得吃上肉，田头地边，栽几蔸丝瓜南瓜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提篮小卖”更是触犯王法的“劳动力自由支配”。
正如新中国第八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往事回忆中所写道：“有那么一段岁月，我曾在湖南长沙附近的浏阳大瑶人民公社呆过近一年。我们都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当地生活苦得不得了。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午餐通常是炒米饭，里面沙子、石子什么都有，没有菜只有干辣椒。那地方的老乡喜欢把辣椒用盐腌上，放在屋檐下用竹杆穿起来风干。好的时候就在饭里加点红薯。一年下来，我骨瘦如柴。”
外交官们刚到大瑶公社报到时，200 多名年轻人依旧选择了校园生活方式，同吃同住同劳动。然而，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很快就被现实所冲破：没有人会做饭，这也意味着他们每天只能过白菜煮稀饭的日子。
年轻的身体有点受不了了，在需要营养补给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找到了公社领导，要求“化整为零”，住到老百姓家里去。公社领导答应了。于是，3 人一组，200 多人就分散住到各自的“房东”家里。
戴秉国，外交部原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现国务委员，住到了齐心大队先锋生产队蔡孝松家；唐家璇，前外交部长，原国务委员，也住到了齐心大队；李凤林，外交部副部长级、原驻俄罗斯大使，住到了团结大队；陈健，原驻日本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住到了枫林大队；王建立，外交部原干部司司长，住到了团结大队荷叶生产队易修龙家；黄振，原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住到了民主大队乐息生产队李良炳家……
这些外交官严格地遵守当时的“三同”、“十二不准”规定，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下田割禾扮禾，上山砍竹背树，样样农活都干。有的割破了手，有的磨破了皮，不曾说一声苦和累。由于整日整夜的操劳，工作负荷又重，加之许多北方的同志初来南方，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更是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与磨炼。
外交官进村入户的时候，正是金秋时节，田里要扮禾，土里要挖红薯，岭上要摘茶籽。来了这么多年轻人，老百姓以为找到了好帮手，却不曾想到这些刚走出“象牙塔”的伢子伢妹们根本不是“农把式”。他们摘下个大而色艳的红茶籽，而把成熟的青茶籽留在树上。时隔43 年，回忆这段陈年往事，乡亲们至今忍俊不禁。
不到一个月，这些年轻人都瘦了一圈。许多老乡千方百计把饭菜做得可口一点，把卫生搞得干净一点，好让这些北京来的客人多吃一点。
外交部外交协会副会长，前驻缅甸、新加坡大使陈宝鎏女士深情地回忆：“当时我住在齐心大队新建生产队黄华昌家，房东老大娘邹桂珍待我特别好，我最喜欢吃她做的火焙鱼蒸辣椒、油炒糯米饭，我的同事们都非常羡慕我遇到这样好的房东，星期天都抢着到我这里就餐。每当我工作一天回来，床铺底下的衣服总是被悄悄地洗好折叠在床头，这使我有犹如亲人在身旁的感觉。这一年，我工作干得特别出色，被评为‘五好队员’。后来回到北京，以后在异国他乡，每当工作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一想起在浏阳大瑶的这一段经历，就感到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而老乡们回忆起外交官们在大瑶的往事，当年的老房东说“几天几夜都讲不完”。当年大瑶人民公社民主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贤庆回忆说：“1966年4 月，我突然患病，不省人事，被送往大瑶卫生院，两天三夜没开声。工作组长丛文梓反复叮咛卫生院医师：‘要想方设法把张贤庆同志的病治好！’1966 年5 月工作队回北京后，丛文梓还几次来信问我病好了没有，并邮汇60 元钱给我作为营养补助。”
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深有感触地说：“我有幸曾担任毛主席的翻译，有一次毛主席接见前苏联总理柯西金，慷慨激昂地说，我这个人‘名誉不好’，有人说我是民族主义者，有人说我是教条主义者，有人说我是独裁主义者……主席的讲话带有浓厚的湖南口音，‘名誉不好’是湖南口音，又似‘命运不好’。得益于我在浏阳大瑶的锻炼，对湖南口音有深深的体会与理解，使得我当时的翻译准确无误。”
劳动不忘报国
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主要是“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外交官们白天与老乡一同干活，晚上则挑灯夜战，开始“四清”工作。那时的账目也简单，多数大队集体企业几乎为零。那时的枫林、民主、齐心、袁家、新建、黄花、龙堪、排山、南木、南山等一个大队一年的收入不足1000 元。不过，他们的清理工作确实做得非常仔细，政策兑现非常认真，连在社员家吃了一餐饭也一一算上。当时大队干部都赔了钱，没有钱的把家里的衣物抵押也要搞清楚。
当时农村劳动生产力比较落后，犁田、耙田牛力不足，外交官们就人力当牛力。戴秉国当年和同伴们一起，3 个人拉一张犁，像牛一样在田里翻耕。一年以后，25 岁的戴秉国回到北京，被组织选调到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
外交官们在工作劳动之余时刻不忘自己的报国之心，总是在业余时间翻起自家的“老本行”，练习各国语言。于是，在清晨或黄昏，各种各样的外语朗读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谁都听不懂。不明就理的村民们便交头接耳，以为外交官们对他们有意见：是嫌伙食不好，还是住宿条件太差，还是赌气要回去？后来，村民们找到公社领导，表明了大家的担心。外交官们听说后，不由得哈哈大笑，当即向公社领导解释清楚了。经公社领导解释，村民们才了解实情，原来外语是要这么学与练呀。
当时的农村生活，枯燥单调，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外交官们的到来，给一潭死水般的山村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他们组织农村青年妇女唱歌，教青少年文盲读书写字。原齐心大队党支部书记黄华昌，因为家里穷，只读了三年书就辍学了，正是在外交官们办的“青少年扫盲班”脱盲。回忆起颜万荣、陈宝鎏教他读书写字，背毛主席语录的场景，黄华昌至今感叹不已：“几个月的读书识字，使我一辈子受益匪浅。”
当时，枫林铺凉山树下，九流冲马道子坪，这些乱坟野岗之处，入夜便会常常闪现红火、绿火。于是，传说“谁遇到鬼火，就会大祸临头，满门遭凶”，搞得村民们人心惶惶，谈鬼色变。外交官们便和村民们一起学科学、讲故事，告诉他们鬼是人们一种梦想、幻觉，鬼火是人死后尸骨释放的一种物质——磷的自燃现象。并深入浅出地引导大家，相信科学、破除迷信。同时，为消除和化解人们心中的疑团，也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他们与民兵们一道在每个大队成立一个巡逻队，每天走山冈、串屋场巡逻放哨。这对于外交官们来说，无异于充当“反特”电影的男主角一样，他们兴趣十足，警惕性极强，瞪大眼睛观察着每一个可疑之处。也许是过于紧张，一次放哨时，一户老百姓家的闹钟突然响了。外交官兴奋地大叫，有动静，有动静！待弄明真相时，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这名尽忠职守的“哨兵”的故事了。还有一次，外交官们和民兵一起巡逻，发现一处生产队粮仓被盗，细心的外交官循着偷谷者掉弃的谷粒找到当事人，带到办公室问话。
问：你为什么偷谷？
答：一家七口，肚子饿，冒办法。
问：你好大的胆子。
答：我下定决心去偷谷，不怕牺牲偷一担，排除万难偷回去，争取胜利偷回家。
问：粮食都搁到哪里去了？
答：“落后时”吃了一部分？
问：另一部分呢？
答：“落后时”卖了一部分。
问：“落后时”哪里去了？
偷粮人哈哈大笑，原来外交官们把“落后时”当作人名（“落后时”是大瑶方言，“后来呢”的意思）了，一堂“问话”变成了一堂笑话。
1966 年5 月21 日， 外交官们都离开了大瑶公社。43 年过去了，大瑶的一草一木，大瑶的父老乡亲，一直是这些外交官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文章出自《文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