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冰心

　　◆鲁建文

　　司徒雷登，因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曾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位大名人，在1929年的时候，曾为著名作家、诗人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做过主持。但他的到场祝福，在后来史无前例的“文革”之中，给冰心带来的却是一场灾难。这无论是冰心还是司徒雷登在当时无疑都是未能预料的。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父母都是从美国来中国的传教士。他11岁时回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毕业于汉普登悉尼学院。28岁携妻子回中国，成为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他在中国最大的贡献，要数创办燕京大学。1918年，北京汇文、协和两所教会大学达成协议，合并为燕京大学，拟聘一位与两所学校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做校长。当时执教于金陵神学院的司徒雷登，不仅深切了解中国，而且学识与素养卓尔不凡，成为双方看中的最佳人选。面对这个“一无可取”的摊子，不少朋友劝他婉言谢绝，但他却选择了担当，走马上任为第一任校长。他筹资金，建校园，揽师资，抓教学，一时间成为最忙碌的人。经过10年的努力，学校不仅拥有了“世界上最美的校园”，而且进入中国当时一流大学的行列。据后人统计，燕京大学办学33年，司徒雷登担任校长27年；尽管入籍学生不到一万人，却培养出了55名两院院士；二战期间，中国在各国的新闻特派员十有八九系燕大毕业生。其办学成就，至今为人所称颂。

　　冰心，正是在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时与司徒雷登相识的。1918年，冰心从北京贝满女中毕业后，按照父亲“不为良相，要为良医”教导，进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医。协和与汇文合并时，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她，“弃医从文”成为燕京大学文学系的学生。在燕京大学四年，冰心不仅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而且迎来了她的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先后在《晨报》发表了《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庄鸿的姐姐》、《去国》等小说和出版《繁星》、《春水》两个诗集，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文坛影响不小的青年女作家。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对冰心自然很是赏识，特别是英文教师、司徒雷登的铁杆追随者包贵思，对冰心更是厚爱有加，经常邀她到家里吃点心、谈诗文。在她的影响之下，冰心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她还根据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协约规定，从奖学金中作出安排，推荐冰心到这所曾经成就中国宋氏三姐妹的世界顶级女校留学。

　　1923年8月，冰心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在船上与曾经批评过自己的梁实秋不期相遇，还认识了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吴文藻。到达学校后，由于浓郁的乡愁、繁重的功课，不多久的时间，她的老毛病又发了，大口地吐血。她随即住进了医院，同学和朋友们闻讯后都赶来探望她，吴文藻和包贵思的母亲也专程赶来了，特别是正在美国筹款的司徒雷登也赶来医院看望她。司徒雷登大体了解病情之后，便对她说：“在这里有什么不便，都告诉我，我可以与医院进行交涉。”针对冰心对疗养时间太长的担心，司徒雷登安慰她说：“安心养病，至于功课，以你的才智，病愈后是能很快补上的。”他还与冰心约定，毕业后回燕京大学任教，为母校服务，并说：“我是美国人，但也是中国人，我需要你的合作。”到医院探望冰心之后，司徒雷登很快给学校写了一封信，向全校师生述说了冰心的病情，告诉他们冰心正在疗养恢复之中。

　　1926年，冰心从美国学成回国，应司徒雷登的邀请，到燕京大学文理学院任教。这时，吴文藻还留在美国，继续他的博士学业。说起他俩的结合，似乎是命中注定。在于1923年去美国的船上，冰心托许地山去找一个同学的弟弟叫吴卓的人，结果“阴差阳错”地把吴文藻找来了。经过交谈，冰心才发现找错了人，但她觉得吴文藻憨厚直爽，颇有才华，因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美国，他们并不在同一城市。尔后在你来我往的通信中，彼此感到双方契合的地方越来越多，各自都把对方看成自己的知音，渐渐发展到互托终身，计划完成学业之后，回国主办婚礼。1928年吴文藻也从美国学成归来，因冰心的关系，也应邀到燕京大学任教。学校对他们特别的关心，专为他们建造了一栋小楼房。他们很快取得父母的认可，于6月15日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由校长司徒雷登亲自主持。这在当时，确实让他俩感到莫大的荣幸。

　　然而，冰心与司徒雷登这段交往，在“文革”中却成了重大的罪状。“文革”开始不久，她就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她还多了一条“国际间谍”罪名。这不仅是因为她曾在美国留过学，在日本任过教，游遍欧美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与司徒雷登的特殊关系，被指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众所周知，毛泽东曾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就这样说过：“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办过多年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中国大使”，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总代理。很显然，在当时冰心是无法辩解的，她只能硬着头皮终日挂牌子，挨批斗，受谩骂，后来又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她与吴文藻才被召回北京，负责有关资料的翻译工作。

　　“文革”结束后，冰心头上莫须有的罪名自然被摘去了，病逝于美国的司徒雷登先生也于2008年魂归杭州，骨灰安葬于半山安贤园的文星园。这好像印证了一句名言：“历史终究是人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