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明：改革的关键在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湖南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中南大学教授吴金明  曹劲风/摄

　　“很震撼，改革的力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省政协经科委主任、中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吴金明这样表述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感受。

　　“中国改革已经真正到了攻坚克难的时候，容易改的肉已经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吴金明在接受湘声报专访时说，中国能否在2020年如期达成改革目标，关键在于能否突破既得利益者的障碍，“看他们能否在人民的利益诉求面前让步，以及让步的程度有多大。”

　　“这次改革最全面最深刻最有序，也将最困难”

　　湘声报：你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有何评价？

　　吴金明：我认为，它将拉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最深刻、最有序改革的序幕，但也将是最困难的改革。

　　“最全面”，在于此前都仅围绕某一方面主题推行改革，本轮改革则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此外还涉及党建和军队改革。

　　“最深刻”，在于中国的改革不像俄罗斯那样“先啃骨头后吃肉”，我们过去的改革基本上把“肉”吃完了，把“骨头”全部留下来。这次改革要想把“骨头”全部啃掉的话，必将非常深刻地触及灵魂，同时触及到各阶层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这在新中国的改革史上将是最深刻的。

　　“最有序”，在于中国以往的改革基本上是先试验、示范，成功了以后再加以总结推广，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从小岗村的农民开始，这些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群众易于接受。而这次改革是自上而下，先做好顶层设计，中央形成统一认识后再向全国推开。因为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是发达国家将近200年曾经面临的所有问题之和，需要全面、系统的设计与自上而下的有序推进，单项改革、单兵突进已难以奏效，只有中央统一行动、系统推进才能有效，很多方面的改革在局部与地方没办法做试验。

　　“最困难”，在于这次改革都是“啃骨头”，难度系数超过以往任何一场改革。

　　“决不能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

　　湘声报：经济体制改革是本轮改革的重要内容，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吴金明：经济改革显然存在着两种严峻的路径选择，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种是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说35年前我们解放思想迎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今天我们解放思想，就一定要进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决不能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

　　湘声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差意味着什么？

　　吴金明：两字之差，意义重大。简单地说意味着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而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事事都要审批，一个项目审批几个月、几年，要盖几十个公章。现在放宽了投资准入，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只要不是负面清单上的项目，企业可自行决策，不再需要那么多审批，大大提高了效率。

　　此外，现在行政垄断很多，比如妨碍别人进入竞争，或者地方之间恶性竞争，由市场配置资源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湘声报：《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时，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排在首位，意义何在？

　　吴金明：市场经济的根基在于产权明晰，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财产权，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国内一部分民营企业家或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把财产转移到国外，甚至变迁身份，申领国外绿卡或国籍。当这种现象较为普遍时，说明我们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而根本问题就是财产权。

　　我国的物权法尽管已经颁布，但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推进。公民对财产缺乏安全感肯定不利于中国发展。只有当把财产放到国内和国外一样安全时，才能使他们放开一切包袱，全身心投入到市场经济中来。房产、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都要给予保护，当产权明晰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市场经济长期稳定的根基问题。

　　“混合所有制解决了市场经济载体问题”

　　湘声报：《决定》的一大亮点是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吴金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中国以前也提过，这次重新提出来并且积极鼓励发展，十分有意义，解决了市场经济所有制的载体问题。

　　中国长期以来存在不左即右、不右即左的倾向，容易走极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公或私的领域是极少的，绝大多数都是介于公和私之间，股份制、合伙制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表现形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更多地采用混合所有制。

　　上世纪40年代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汉森提出了混合经济理论，如今在发达国家被广泛应用，即纯公共物品由国家提供，不追求盈利，如外交、军队、义务教育等；纯私人物品由私人企业提供，追求利润；准公共物品包括铁路、桥梁、通讯、邮政、电力、天然气、石油等，则由国家和私人企业混合提供，应采取保本原则，适度盈利，因为这些利润很大部分是因为垄断所得，不应由企业独享，而应由全民共享，所以我们这次提高了国有企业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

　　日本、韩国的经济就非常清晰地分为这三大块，而中国在改革之初没有清晰的制度设计，很多纯私人物品由政府提供，一些纯公共物品如义务教育又由私人来提供，直到现在才开始把产品的提供主体进行分类。总之，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湘声报：《决定》提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从管企业变为管资本，这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到2020年将上调到30%？

　　吴金明：国资委本来是国有资产监督机构，现在却成为了令许多国企感到各处受限的“婆婆”，企业人事甚至经营都要管。明确了管资本而不是管企业之后，国资委只需要监管国有资产是否升值，不能干涉企业的人事和经营活动。当然，少数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国企的人事安排还是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参与。

　　提高国企收益上缴比例是十分必要的，回应了广大老百姓的诉求。现在相当一批实力很雄厚的国企，大部分收益是建立在垄断经营的基础上，必须全民共享。《决定》明确指出这部分资金将用于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如弥补养老金的缺口等。

　　“民营企业将迎来又一发展的春天”

　　湘声报：允许有条件的民营资本成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是否意味着民营资本长期面对的“弹簧门”、“玻璃门”等壁垒将被打破？

　　吴金明：这些政策如果真正落地，“弹簧门”、“玻璃门”自然就不存在了，民营企业将迎来又一发展的春天。我有许多企业家学生现在十分兴奋，都在商量着怎么成立中小型银行，或者进入国有资本投资的领域。

　　湘声报：《决定》提出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这对百姓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吴金明：如果向民营资本开放这些领域，将会使人们的选择更为多样，价格更为优惠。全会提出加大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意味着逐步减少国企的全产业链控制，而采取产业环节、模块和节点控制。以电力为例，目前从发电、高压输电网、低压配电网到售电网都由国企经营，以后除了核电站由国家经营，其他电厂都可以民营化；高压输电交给国营，低压配电和售电环节可以交给民营。这样整个电力系统还是由国家主导和控制，但电力产业链上的国有经济就变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有人担心放开之后电价会上涨，这是不了解市场规律所致。引入竞争以后，民营企业人少成本低，会带动电价下降。此外，民营资本运作更灵活，可能实行用电高峰时电价高、低峰时电价低的模式，形成智能电网。老百姓不仅是消费者，还成为电力的经营者。

　　“财税改革将避免地方政府过多依赖土地财政”

　　湘声报：近日美国底特律市因负债高达数百亿美元而宣布破产，引发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担忧。此次财税改革能否缓解地方债务问题？

　　吴金明：财税体制改革可以增加地方收入，除了新增的消费税、环境税、资源税、房产税等都归于地方外，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分配结构也会调整，可以初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避免地方政府过多依赖土地财政。

　　但是地方政府真正摆脱债务危机还是必须依靠产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以前我们的债务问题也主要是由于城镇化推进和建设工业园区累积而成，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之后，地方债务将会下降，因此风险并不是非常大，在国家可控的范围之内。

　　湘声报：学界呼吁多年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终于成立，有何意义和作用？全会将改革的时间表定在2020年，如期实现的关键何在？

　　吴金明：目前我们有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架构，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要是为了提高规格，因为改革阻力巨大，没有一个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很难协调各方资源并取得突破。

　　本轮改革最大的困难在于能否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具体指向掌握资源配置的政府部门和形成垄断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2020年能否顺利达到改革目标的关键在于他们能否在人民的利益诉求面前作出让步，以及让步的程度如何。

　　我个人对于这次改革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一套非常好的改革方案，加上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改革必将取得突破，中国梦必将实现。

　　关于公车改革

　　为了提升政府形象，公车必须改革，而且只能全国统一改，一两个地方改是没用的，很难执行。如果实行货币补贴，全国的标准应该一致，不然又会造成新的不平等。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

　　高校必须去行政化，现在培养出来的人才都快成了论文机器。但是高校单独改革是不可能的，整个体制不改，高校没法去行政化。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要改就全面改，要么就不改，不像以前摸着石头过河，必须一揽子改才能有效。